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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秩序重建的“情”与“理”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重建乡村秩序既是近代传统乡村秩序瓦解后所引发的历史追问，也是当下乡村治理所触发的现实思考，秩序作为一种相对稳定和均衡的状态，是人们所向往的并为之而奋斗的目标。那么，乡村秩序重建何以可能？问题的答案也许不在当下以及未来，而在于容易被人忽视的历史记忆，必须置入历史的视野之中。

一、乡村秩序的瓦解与重建

传统乡村秩序的初始形态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的最初价值取向是一致性的，即乡村社会是以血缘、共识和权威依托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情感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文化，因文化权威的稳定性和绝对性，使乡村社会秩序依靠固定情感来维系。因此，乡村秩序在深层结构和行为驱动的意义上，表征为一种“根源意识” 和“眷恋情结”，即“乡村秩序本质上就是一种感性秩序”[1]。但是，这种依靠情感来维系的乡村秩序随着近代中国革命的进展，发生了根本性渐渐式的转变，逐渐趋向于瓦解的状态。第一，近代的中国革命一定程度上是现代与传统发生激烈碰撞的体现，现代化的冲击引发外部力量对乡村秩序的重塑；第二，当革命“被建构为一种神圣的、进步的、正义的，同时蕴含理想与抱负、解放与自由、毁灭与新生的代码符号， ”[2]革命的建设性意义在于瓦解秩序的同时重建秩序。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所引发的革命使最初的情感出现了分化，即基于不同的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理念，从而使原本一致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分化，这种分化的最终表现是乡村秩序的瓦解。因而，在理性化、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秩序出现了瓦解，秩序的瓦解既是道德反思和政治反思相结合的结果，又是情绪诉求和正义诉求相结合的必然。在传统乡村秩序瓦解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也造成乡绅阶层的分解与重塑，即乡村社会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乡绅阶层开始组织化、政治化，因此，传统的乡绅阶层演变为与农民阶层相冲突的力量，即“有组织、有权力的乡绅阶层面对无组织的、无权力的广大农民，日益胆大妄为，缺乏制约的乡绅阶层很快演变为‘土豪劣绅’。”[3]从而瓦解了依靠情感来维系的乡村秩序，而此时的乡村秩序依靠的是外部力量，而非内生型的权威。第一，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把乡村原本内生型的秩序纳入更为广泛的国家秩序当中，使秩序的维系由权威转变为权力；第二，基层新型政治组织的兴起，使传统的乡村秩序在新的组织力量下重塑。从而，乡村秩序在瓦解的同时又被重建起来，但是重建后的秩序得以维系的理论、力量和目的都发生了变化。

所以，乡绅阶层的演化既是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交织的结果，又是现代的地域性政治组织和传统的血缘性宗族组织融合的必然，表现为“权力的制度网络” 和“权力的文化网络”[4]的结合。因此，具有追求现代化意义的中国革命并没有完全结束旧的乡村秩序，更没有建立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秩序，而是呈现出国家力量的“人为秩序” 和民间力量的“自发秩序” 相结合的乡村社会秩序，分别与之相对应的是依靠理性与情感来维系的秩序，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理性化的观念对传统观念的重新审视。理性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志，在现代与传统冲突中，乡村秩序由情感维系到理性化转变，从而建立了一套理性而非感性的秩序。第一，现代法律的出现，使秩序的维系建立在具有理性的法律基础之上；第二，现代组织的出现，使原本由情感来维系的乡村共同体融入到更具有效率和理性的组织之中；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渗透，封闭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使人的观念以及秩序维系的理念向理性方向转变。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的逻辑思路，乡村秩序并非是 “感情——理性” 框架内的直线转变，因为，当乡村情感秩序瓦解时，理性秩序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因此，乡村秩序的重建是一个渐逐的过程。第一，受到宗族组织治理的乡村，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已经是一种人们习惯的固定关系，即使是具有理性的现代化意识也难以对此心理有所突破；第二，试图依靠乡村政权的体制和法理来重塑乡村秩序，将不可避免地遭到传统乡村文化的抵抗。并且，依靠情感来维系的秩序本质上具有一种传统文化权威的支撑，因传统文化渗透到情感之中使之具有“默认的社会一致”[5]，因而，传统乡村秩序因情感的存在而具有固定性。第一，这种固定性来自于乡村本身地域上的有限性和封闭性；第二，即使是现代性对乡村进行渗透，依然很难冲破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观念及其文化；第三，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在传统乡村秩序中的作用是因存在着“血缘的情感” 而使传统观念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