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劝善惩恶文学观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接受以_情感读本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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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的劝善惩恶文学观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接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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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白话小说、戏曲与江户读本小说

17世纪末，日本江户时代(1643-1867年)的町人文学以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的出现迎来了新阶段。该作使“假名草子”——以描写町人现实生活的金钱爱欲为主的文学样式得以确立，并闪耀日本文坛近百年。但是，由于后期“假名草子”创作者主体性的缺乏，作品内容脱离现实生活，落入拜金主义的商业化写作俗套，最终于18世纪中期为新的文学形式所替代。这种新的文本样式被称为“读本”。所谓“读本”，指的是一种以阅读为主的小说形式，实际上是相对于当时日本社会广泛流行的“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通俗读物，诸如“草双子”而言的。“读本”的产生多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它们大多以志怪、传奇等为“粉本”，并通过借鉴、模仿或移植原作的素材、情节等，将日本本土的人、事揉进其中进行改写，其叙事风格和审美倾向深深地影响着日本近代文坛。

读本分为以都贺庭钟和上田秋成读本作品为代表的“前期读本”，以及文化(1804-1817年)至文政(1818-1830年)年间，以山东京传和曲亭马琴读本作品为代表的“后期读本”。日本著名的读本研究学者山口刚认为界定“读本”小说的第一要义是“以某种形式模仿中国的小说”。援引日本学者徳田武的话“山口先生把读本的第一特点归结为中国小说的影响，是因为中国的小说对读本的产生所做的贡献太大了”。中国小说的影响是日本读本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似乎已获得多数专家的认可。“读本”的发展深受中国白话小说的影响。所谓“白话”，是指与“文言”相对的“口语”，“白话小说”即明代确立的俗语小说。代表作品有《忠义水浒传》《平妖传》等长篇小说，还有以“三言”为代表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将街谈巷议记载于书卷，将市井轶事缀入文本。在中国白话小说的影响下，日本的读本小说渐趋成熟。一方面，“读本”逐渐具备对历史背景的观照、变化起伏的故事情节、前后呼应的紧密结构、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在故事的展开中融进思想性等特点；另一方面，“读本”作者已经具备小说创作职业化的意识，主体性鲜明。

日本人为了读懂中国白话小说，不但首创“汉文训读法”，而且专门研习汉语知识。至18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将习“唐话”(汉语)视为“文人趣味”的重要一环。这为白话小说的流行提供了语言背景。众所周知，元禄时期，儒学家伊藤仁斋崇尚“人情”，提倡俗文学。在受仁斋思想影响至深的京都地区，懂“唐话”者多沉迷于白话小说迷人的文学魅力。甚至，他们中间不乏因喜读白话小说而闻名的人，例如，冈岛冠山、冈白驹、陶山南涛、清田儋叟等。

据载，日本对中国戏曲的研读，始于江户时代(1643-1867年)，石崎又造《近世日本的支那俗语文学史》(日本清水弘文堂书房刊，1967年 )、青木正儿《支那文学艺术考·国文学与支那文学》(《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日本春秋社刊，1970年)，以及矶部佑子所撰《江户时代中国戏曲之受容与展开》(《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第21集，1985年)均有记载，在黄仕忠《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戏曲之接受》中亦对前者的补充详论。在大阪出版商巨头——八文字屋自笑[注]自笑姓安藤，京都书肆八文字屋八左卫门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主人。元禄初继承家业，出版绘图狂言本。役者，即演员。(?一1745年)撰写的《新刻役者纲目》(明和八年，1771年)中，此册卷一据《笠翁十种曲》中的《蜃中楼》之第五出“结蜃”、第六出“双订”施以训点并作翻译。笠翁之曲，梁廷枏[注]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精研史学，兼擅诗文戏曲，曾任澄海县教谕，学海堂学长，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及两广总督林则徐幕僚，以献策抵御外侮获内阁中书衔。称其“平妥”，因而相对容易翻译。据黄仕忠查考，江户时代舶载东渡之书籍，《笠翁十种曲》为输人日本最多的曲集之一，自然读者也多。李渔的作品正是因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所以遍行于坊间，不少作品还被翻译后流入日本及欧洲国家。仅在江户时代便被引进六次[注]据黄仕忠《江户时期东渡的中国戏曲文献考》记载，分别是元禄十三年、享保十三年、宝历四年、天明二年、天保二年、万延元年(黄仕忠，2009:33-84)。。言及李渔作品在日本的流传，无不引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的评论(1972：301)：“德川时代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德川时代的文人争相以李渔作品为样，或研读或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