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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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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写作严谨、内容权威,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刘跃进先生领衔,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术骨干完成写作,吸收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
该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写作严谨、内容权威,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刘跃进先生领衔,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术骨干完成写作,吸收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二是可读性强,内容丰富,叙述精炼,读起来引人入胜,是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本;第三是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和实践史观,将文学人物、文学作品、文学活动放在具体时代和社会生活中去体会和把握,从而能够帮助读者捕捉各个时期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的思想和情感,真实还原文学思想的时代脉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
写作《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守正出新。首先是守正,我们按照主流文学史写作,古代文学史强调诗骚李杜,现代文学史强调久有定评的作家,让读者重新回到主流的文学史上来;第二,文学史一定要有新意,中华文化的核心命题就是多民族文学,因此内容上加入了不同民族的文学史、加入了民间文学史的记录,在守正的基础上吸收最近四十年来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第三就是在体例上做了一个历史的断限,以往的文学史分得很清楚,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文学史以1949年为界,将1949年以前的文学史全部纳入进去,这样的历史断限,在中国大陆编写的文学史中还不多见。
--该书主编刘跃进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所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文学及古典文献学领域。
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刘跃进
一 文学史的困境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著录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多达上千部,蔚为大观。转眼又过去十五年,今天的文学史数量又有相当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有了这么多文学史,为什么还要继续撰写?
一派观点认为,研究文学史是为了还原文学的历史,了解文学演变的线索,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具有知识传承功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阐释历史,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带有思想史的意味,是为了追寻历史背后的思想意义。前者看似客观,后者更多主观,作为主流的历史观,都曾影响深远。但两者又都有其偏颇,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而今的文学史研究,主流之外又有新的趋向,有时不免叫人担忧。
第一是"学位体"或者"项目体"盛行。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多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匠气化。众所周知,"学位体"论文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学生一进门,师生就在一起商量选题范围,依据通常是文学史常识。范围确定后,再据此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编写长编,梳理成文。其实,我们的教师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创造一种所谓的"项目体",往往先确定一个题目,申请项目,再收集材料。这种研究,从选题到研究方法,都带有先入为主的特点。现在,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很多。因为程序化,以学界同仁的知识结构,从先秦一路做到当代,应当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只是平面地克隆自己,把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时的感受记录下来,越做越表面化。
第二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搜集材料相对便利,学术著作出版相对容易。渴望成功的焦虑,致使学者们在学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罔顾基本原则,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现在年平均出版物已经多达40万种左右,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图书越出越多,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
第三是强调国际化,本意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的人,昨天还在贩卖洋货,今天又穿上中山装,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家。
文章来源:《情感读本》 网址: http://www.qgdbzzs.cn/zonghexinwen/2020/0817/418.html